許景琦醫師談我們與善與惡的距離 黃秀惠律師論思覺失調症的罪與罰

許景琦醫師談我們與善與惡的距離    黃秀惠律師論思覺失調症的罪與罰

(黃秀惠律師,中正大學法律博士候選人,前台中市醫審會委員,15年執業律師)

(許景琦醫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博士,30年精神科臨床醫師)

記者吳景祥/專訪

殺警案一審無罪,引發社會大眾對法官及鑑定醫師一片撻伐,精神科醫師許景琦與律師黃秀惠以醫學及法律的觀點,剖析思覺失調症的罪與罰。

裝瘋就可以逃死?

黃秀惠律師表示,本案判決關鍵是因鑑定醫師認為被告犯案時處於「思覺失調症急性發作而完全喪失行為理解能力」,法官依據鑑定報告、參酌被告歷史就醫記錄、被告案發前及案發時之行狀,認被告行為時已該當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判決被告無罪。按刑法第19條原規定:「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精神耗弱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嗣於94年間,將原語意不明確之「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之文義予以修正為:「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第2項修正為:「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黃秀惠說,修正後刑法第19條有關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指行為人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其「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因而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者而言。因刑法第19條對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並無明確定義,本案鑑定意見認被告:「思覺失調症急性發作而完全喪失行為理解能力」,是否即該當於刑法上之無「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

本案的鑑定醫師直言:「依照專業做鑑定,嫌犯會被判的刑責,不是我能決定的。」許景琦醫師認為,可經由司法及精神醫學的溝通對話,期能訂出更符合刑事責任能力判斷需求之法條用語或司法精神鑑定的分級標準,讓鑑定意見能真正協助法官對於被告的責任能力作出更妥適的判斷,亦可避免法官依其自由心證,對於鑑定意見,落入標準不一、各自解讀的窘境。鑑定單位宜仿照醫審會的組成,成立司法精神鑑定委員會,成員應包含醫師及法界人士,以提高鑑定的專業度及公信力。

精神病患關五年就可以出來趴趴走,再犯該怎麼辦?

黃秀惠表示,刑法第87條規定:「因第十九條第一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有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之期間為五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本案法官依據此條文規定,處被告五年監護處分,引起社會大眾對於被告五年後是否再犯的恐懼及疑慮,因此檢討之聲不斷。法務部長林清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監護處分5年以下,不合時宜,傾向修法延長到治癒為止;新北市長侯友宜市長建議將思覺失調症者犯下刑案後強制就醫的年限由現行的5年提高為30年;藍營立委擬提高為10年、綠營立委擬提高為14年,也有學者主張提高為15年。然所謂10年、14年、15年或30年,依據的客觀標準何在?再者,何謂「治癒」?是指康復?穩定?

黃秀惠認同取消監護處分最長5年限制。監護處分為保安處分之一種手段,因保安處分係出於預防社會危險性之目的構想,對行為的社會危險性所提出的防衛措施,本質並非對於行為人的懲罰與非難,不宜設有期限(如:美國的監護處分即未定期限),應成立評估委員會定期對受監護人作評估,若評估其狀況穩定,可讓其復歸社區,因此,監護處分的方式,不宜只有令入相當處所一途,處分方式應具有變動性及多樣性,例如倘認為有必要,得命受監護人定期報到,或由社區精神科醫師接手後續的追蹤治療。再者,就監護處分處所部分,目前係由普通精神病院負責,而部分精神醫院雖設有「司法精神病床」,然對於具有須高戒護設備及人力的司法精神病患,實非普通精神病院所能負荷,故有成立「司法精神病院」之必要。

嚴重病人不就醫,醫師只能「任我行」?

許景琦說,依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4項規定,所謂嚴重病人,係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的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再依同法第41條及第45條規定: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可強制住院治療;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可強制社區治療。

許景琦指出,近來發生的小燈泡案、殺害台中牙醫師案、殺害鐵路警察案,不管被告判處無期徒刑或無罪,都有以下共同特點:皆有思覺失調症的就醫病史、犯案前都自行停藥、犯案時經鑑定處於思覺失調症發病狀態(其等刑責的差異主要在於犯案時,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係完全喪失或減低)。然衡諸精神衛生法規定,對於此類「嚴重病人」,在其定期接受治療期間,因狀況穩定,並不符合第41條、第45條強制治療規定,之後因未回診治療導致病情惡化而在外趴趴走,根本無法可管。因此,精神病人最後即便都被處以極刑,雖能符合社會期待,但人死不能復生,根本無濟於事。另就醫療人權而言,讓無病識感的精神病患可自行決定停止治療,導致其病情惡化,到底是在保障其醫療人權,亦或是一種任其自生自滅的不作為戕害?是故,就精神衛生政策而言,為減少此類被系統遺漏的精神疾病患者,讓社區安全網臻於完善,宜修法增訂嚴重病人強制追蹤治療的規定。

社會安全網破口何在?
許景琦認為,目前社會安全網關懷的前提,是有兒虐、家庭暴力與性侵前科的精神疾病加害人,而本案被告犯案對象為成年男性,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回應:「坦白講不在社會安全網裡」,並表示社會安全網無法吃下所有的精神疾病患者,還是要回到精神醫療體系中。然目前不管是公衛護士、社區關懷訪視員等人員配置嚴重不足,且對於不願配合的家屬及病人,除必需接受強制社區治療的病人外,醫護人員及社工對之根本無強制力,執行效果不彰,此部分仍有很大檢討改進空間。